今年以来，山东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决定，新生儿凭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即可落户，与征收社会抚养费实行“脱钩”。不久前，浙江律师吴有水等32名律师、学者联名发出建议信，呼吁全国人大、国务院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规定，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。

　　不论是“脱钩”，还是“取消”，背后都是社会的酸楚与无奈。用社会抚养费来“连坐”新生儿落户的作法，翻遍国籍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，均无此规定。往下搜索户口登记条例，也未作这样的要求。

　　反倒是早在1988年，原国家计生委就曾和公安部联合下文，明确禁止将计生证明、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。这之后，公安部多次发文要求各地落实落户登记与计生证明脱钩。而今，有省市宣布取消已实施日久的新生儿落户与缴费挂钩的作法，居然换来一片叫好之声，“法治”若有情感，也必羞愧万分！

　　当然，比起至今仍未取消的地方，这些“脱钩”之举仍堪称“开明”。一些被剥夺了新生儿落户权的家长们，面对纠错之举，也多怀感恩。而一些本是依据合法权利为新生儿落了户的家长，却遭“网络民意”的攻击。

　　去年沸沸扬扬的“张艺谋超生事件”中，无锡滨湖区警方曾回应舆论称，张艺谋的三子女在该所办理户籍证明时出示了结婚证及出生证明，符合上户要求，手续合法。

　　一些网民据此纷纷攻击张大导演搞特权、并质疑公安机关为名人大开后门。权利人自甘漠视自己的权利也就算了，还看不得他人合法行使权利，这样的社情民意恰可解释为何一个“违法”的举措，多年来均推行无阻。

　　是什么令这些网民“直把正常当反常”？对违法的“土政策”，权利人是否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？立法机关、法律监督机关是否有制度化的违法审查并敢于宣布该“土政策”无效？救济渠道不畅，监督机构不作为，我们又怎忍心去指责那些已经被土政策伤害了的人。

　　从法理上说，没有合法依据的“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”本就该归于无效。但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公权力主体来宣布这些违法之策无效。“孙志刚事件”中，法学界并非仅仅指向“收容遣送条例”的废除，而是试图唤出沉睡已久的“违宪审查”。但“孙志刚事件”，最终仍只是以行政机关主动废止“收容遣送条例”而告终结。

　　这也是“计生与户籍捆绑”的违法之法正面临的窘境。既然无法在制度上宣告它的死亡，那就只能等待有关部门的自觉。民众为山东、南昌等地在“计生与户籍脱钩”上“点赞”，也不代表过去的违法捆绑就有了正当性。它更多是在催促那些仍然坚持捆绑的地方，应早日回到法治的框架中来。

　　若以更宽广的视野观察，公众对违法行政的无力感何止发生在“计生连坐”。不少地方的车辆年审，至今仍与城管部门开具的乱停放罚单连坐。不缴清城管罚单的，就不予年审。在行政拆迁工作中，如遇上抵制拆拆的业主，一些地方甚至还会采取手段波及业主或业主近亲属的工作。

　　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。诸如此类的现象，除了违法审查制度的缺失，也跟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紧密相关。迄今为止，在公共舆论平台上，我们还从未看到任何一位行政官员对“计生与户籍捆绑”的违法行政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(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)